在中央委员会疗养院的旁边有一座属于中央医院的大花园。疗养员从海滨回来，总要经过这座花园。在这花园的一堵高高的灰色石墙附近，长着一株茂盛的法国梧桐，保尔非常喜欢在它的树荫下休息。这一天，保尔又躲到了这个角落里。经过海水浴和日光浴之后，他感到了疲乏，于是惬意地躺在藤摇椅上打起了盹。旁边的摇椅上，放着他的一条厚毛巾和一本没看完的富尔曼诺夫的小说《叛乱》。来疗养院的头几天，他依然神经紧张，头疼不已。教授们一直在研究他那罕见的复杂病情。一次又一次的扣诊、听诊使保尔感到厌倦和疲劳。住院医生是个讨人喜欢的女党员，姓耶路撒冷奇克，一个非常奇异的姓。她常常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找到这个病人，耐心地劝说他随自己去见这位或那位专家。
今天看样子不会作检查了。离吃午饭还有一个小时。保尔在矇眬的睡意中听到了脚步声。他没有睁开眼睛，心想：“来人以为我睡着了，会走开的。”但是希望落空了，摇椅嘎吱一响，那人坐了下来。飘过来一股淡淡的香水味，说明坐在身旁的是个女的。保尔睁开眼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耀眼的白色连衣裙，两条晒得黝黑的腿和一双穿着羊皮便鞋的脚，然后是像男孩子似的剪着短发的头，一双大眼睛和一排细密的牙齿。她难为情地笑了笑，说：“对不起，也许我打搅您了吧？”
保尔沉默不语。这不太礼貌，不过他还是希望身旁的这个女人会走开。
“这是您的书吗？”
她翻了翻《叛乱》。
“哦，是我的……”
又是一阵沉默。
“同志，请问您是中央疗养院的吗？”
保尔忍无可忍地动了一下身子。“打哪儿冒出来这么个人？这还叫休息吗？说不定马上又该问我得什么病啦。唉，我还是走吧。”于是他没好气地回答：“不是。”
“可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保尔已经站起身子要走，背后忽然传来一个女人低沉洪亮的声音：“朵拉，你怎么钻到这儿来了？”
摇椅边坐下一位晒得黝黑、体态丰满的金发女人，穿着疗养院的浴衣。她瞥了保尔一眼。
“同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您是不是在哈尔科夫工作？”
“是的，是在哈尔科夫。”
“做什么工作？”
保尔决定结束这场没完没了的谈话，便回答说：
“环卫所的！”
她们听了哈哈大笑，保尔不由得打了个哆嗦。
“同志，恐怕不能说您很有礼貌吧。”
他们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哈尔科夫市党委常委朵拉·罗德金娜后来不止一次地回忆起他们初次相识时的可笑情景。
一个月后，保尔提前出了院。他在共青团中央委员会没有等候多久，就被派往一个工业区，担任地区共青团团委书记。才过了一个星期，城里的团员积极分子已经听到他第一次的演说了。
深秋时候，保尔和另外两个工作人员乘着地区党委会的汽车，到离城比较远的一个区里去。汽车跌进路旁的壕沟里，翻倒了。
三个人都受了伤，保尔的右膝盖被压坏了。几天之后，他被送进哈尔科夫外科医院。医生们对他进行会诊，检查了他那条肿胀的右腿，看了X光片，决定立刻动手术。
保尔表示同意。
“那么就明天上午动手术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做了决定，接着就起身走了。其他医生也跟着他走了出去。
手术室里有好几个戴着口罩的人。当保尔躺到手术台上的时候，医生已经洗了手。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正在他身后急速进行。保尔回头看了一下。一个女护士正在安放手术刀和小镊子。责任医生巴扎诺娃开始给他解下腿上的绷带。
“柯察金同志，别朝那边看，这会刺激神经。”她轻声地嘱咐他。
“大夫，您说的是谁的神经？”保尔开玩笑地问。
几分钟后，厚实的面罩完全蒙住了他的脸。教授说：
“别紧张，我们马上给你施行氯仿麻醉。你用鼻子做深呼吸，一二三地数下去。”
面罩下面传出的声音低沉而平静：
“好的。不过我得事先道个歉，也许我会不自觉地说出难听的话来。”
教授忍不住笑了。
最初的几滴麻醉药水散发出难闻的、令人窒息的气味。
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数数，尽量想数得清楚些。就这样，他开始了他人生悲剧的第一幕。
又是耶夫帕托利亚。又是南方那酷热的天气。人们戴着绣金的小圆帽，皮肤晒得黑黝黝的，大着嗓门说话。旅客们乘上汽车，十多分钟就可以到达麦纳克疗养院。这是一座用灰色的石灰石砌成的两层楼房。
值班医生把新来的人带到各个房间。
“同志，您的疗养证是哪个单位的？”他在十一号房间门口停了下来，问保尔。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那就请您住这儿吧，跟埃勃涅同志一个房间。他是德国人，要求给他找一个俄罗斯同伴。”医生解释道，然后上前敲门。
从房间里传出一句发音很不准确的俄语：
“请进。”
保尔走进房间，放下手提箱，转过身来，看见床上躺着一个满头金发的德国人，长着一双漂亮而又富有生气的蓝眼睛。他朝保尔友好地笑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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