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旋风般地刮进了小城：“沙皇被推翻了！”
城里的人都不敢相信。
一列火车在暴风雪中缓缓驶入车站，两个身穿军大衣、肩扛步枪的大学生和一队戴着红袖章的革命士兵从车上跳下来。他们逮捕了车站上的宪兵、年老的上校和警备队长。城里的人这才相信消息是真的。于是几千居民踏着积雪，穿过街道，涌向广场。
人们如饥似渴地听着一连串新名词：自由、平等、博爱。
喧闹的、充满兴奋和喜悦的日子很快过去了。城里又恢复了平静，只有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把持的市政管理局大楼顶上那面红旗才告诉人们这里发生过变动。其他一切照旧。
一九一七年匆匆过去了。在保尔、克利姆卡和谢廖沙看来，一切都是老样子。老爷依然是原先的老爷。只是到了多雨的十一月，情况才有点异常。车站上活跃着一群新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从前线回来的士兵，都带有奇怪的称号：“布尔什维克”。
这个响亮有力的称号是从哪里来的，谁也不知道。
一九一八年春季的一天，三个好朋友在谢廖沙家玩了一阵“六十六点”，就跑了出来，顺路拐进柯察金家的园子，躺在草地上。这时，背后响起了得得的马蹄声，一个骑马的人沿着大路疾驰而来。那马一纵身，跃过了公路和园子的低矮栅栏之间的排水沟。骑马的人挥了挥马鞭，对躺在地上的保尔和克利姆卡说：
“喂，小伙伴们，来！”
保尔和克利姆卡跳起来，跑到栅栏跟前。骑马的人满身尘土，歪戴在后脑勺上的军帽和保护色的军便服上都积了厚厚的一层灰尘。结实的军用皮带上挂着一支转轮手枪和两颗德国造的手榴弹。
“小朋友，请给我打点水喝喝！”骑马的人请求道。当保尔进屋取水的时候，他转身问正瞧着他的谢廖沙：“小朋友，现在城里谁掌权？”
谢廖沙急忙把城里的各种消息告诉他：
“我们这儿已经两个星期没人管了。只有一个自卫队。夜里，老百姓轮流值班护城。您是什么人？”他也提出了问题。
“嘿，知道的事情太多，转眼变成小老头。”骑马的人微笑着回答。
保尔手里端着一大杯水，从屋里跑出来。
骑马的人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了个精光，把杯子还给保尔。然后一抖缰绳，朝松林那边急驰而去。
“他是干什么的？”保尔疑惑地问克利姆卡。
“我怎么知道？”克利姆卡耸耸肩膀，回答道。
“大概又要换政府了，怪不得列辛斯基一家昨天都跑了。有钱人跑了，那就是说，游击队要来了。”谢廖沙坚决果断地解决了这个政治问题。
他的结论令人十分信服，保尔和克利姆卡立马表示赞同。
三个朋友还没有好好谈完这个话题，公路上又传来得得的马蹄声。他们一齐朝栅栏跑去。
三个孩子依稀看见，从树林里、从林务官的房子后面，转出了许多人和车，而紧靠着公路，约有十五六个骑兵，步枪搁在马鞍上。走在最前面的有两人，其中一个已过中年，身穿保护色军服，腰系军官武装带，胸前挂着望远镜。另一个和他并排走的，正是孩子们刚才见过的那个骑马的人。中年人的军装上别着一个红蝴蝶结。
“瞧，我说什么来着？”谢廖沙用胳膊肘捅了一下保尔的腰，“看见了吧，红蝴蝶结。是游击队。我敢起誓，他们肯定是游击队……”说着，高兴地大喊一声，像小鸟似的越过栅栏，跑出去了。
两个朋友紧跟着也跳了出去。现在他们三个一起站在公路旁，看着开过来的队伍。居民们纷纷涌上街头，好奇地打量着这支新开到的队伍。那三个小朋友也站在路边，注视着浑身尘土、满脸倦容的红军战士。
队伍里唯一的一门大炮沿着石子路隆隆驶过，架着机枪的马车也辘辘驶去。三个孩子跟在游击队的后面，直到队伍停在镇中心，战士们分散到各户去居住，他们才各自回家。
晚上，在改为游击队司令部的列辛斯基家的大客厅里，在一张四脚雕花的大桌子旁坐着四个人：一个是已上了年纪、头发斑白的游击队队长布尔加科夫同志，其他三个是指挥部成员。
布尔加科夫在桌上打开一张本省地图，一边用指甲在上面画着线路，一边向坐在对面的长着一口结实的牙齿、颧骨高高的人说：
“叶尔马钦科同志，你说我们应该在这里打一仗，我倒认为，应该天亮就撤退。最好今夜就撤，不过大家太累了。凭我们目前的兵力去阻击敌人，那简直是开玩笑。一门炮、三十发炮弹、二百个步兵、六十个骑兵，根本不是敌军的对手。德国人正如同铁流，滚滚而来。我们只有和其他后撤的红军部队会合，才能作战。我的意见是明天一早就撤退，同时把车站后面的那座小桥炸毁。接下来谈谈建立联系的问题，”布尔加科夫继续说，“既然咱们是最后撤退的，理应担负起组织敌后工作的任务。这个小城有两个车站，是重要的铁路枢纽。我们必须委派一个可靠的同志在车站上工作。现在我们决定一下，留谁在这儿开展工作。大家提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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