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苏州、松江、宁波、杭州的人口数量直接增加数万乃至数十万，别墅园林乃至高档小区开始陆陆续续出现，城镇化的速度是越来越快，一个小镇年贸易额便突破百万银元，一普通平民到松江卖货便能一日赚数千银元。
可是，这百姓倒是富裕了，朝廷还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海贸与殖民地掠夺带来的国家收入在越来越大比例的投入到江南的市政经费维持中来，让其他地方的督抚乃至京官们都开始有了很大意见。
即便是南直隶与浙江地方官员也看不下去，自己官府修个路还得从中央朝廷拨的款里挤出来，而地方财阀却可以为了一花魁一夜掷万金。
建立江南新的税政体制是朱厚照待在南京改革江南体制的最重要一步，也是最后一步，也是朝廷许多官员都想要做的。
没办法，朝廷的官员们不能白干活不拿工钱，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朝廷就是统治这块地方的土匪集团，要想土匪们护你们安全不从你们手里直接夺，你们就得交保护费。
如果朝廷不建立税收制度来收取合法的保护费，官员们只能用潜规则来收，滋生腐败，最典型的便是权力寻租。
事实上，在朱厚照待在南京的第三年，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迹象，一些新进入官场的官员们见商人百姓相继豪富起来，开始出现了心里不平衡，开始从商人集团手里获取好处，也开始利用权力为自己谋私，甚至还有直接巧取豪夺的。
“现在南直隶与浙江大都以经商务工为主，但税赋却依旧在以征收田赋为准，三十税一，以粮价推算，则三十银元之利取其一，可现在就算是普通百姓经商所得利润一次也不下数千银元，此税政已极为不合理！”
王守仁此时便在朝堂上提出了自己在南直隶所发现的现象。
但这时候，南京户部尚书王承裕站了出来：“陛下，臣以为，王阁老此言差矣，南直隶与浙江岁赋历来最重，其他各省不及南直隶与浙江岁赋一半，朝廷应当予以蠲免方是以惜民力，如何还能加征，加征实乃万万不可之事啊！”
“南直隶与浙江多少田亩，其他各省多少田亩，南直隶与浙江多少户，其他各省多少户，王部堂难道不清楚吗，南直隶与浙江岁赋重于其他各省才是正常，而轻于其他各省才是不正常！”
王守仁不由得回怼了一句，他自己也是浙江人，但他又是朝廷银行股东，自然清楚如今的政策是朝廷受益还是浙江地方士绅受益，但也因此，现在的他也要为了国家利益，增加一些江浙士民的负担，这样才能让朝廷有更多的财力去建设西北西南贫瘠地区。
“陛下，臣以为轻徭薄赋方乃朝廷仁政，民富也是朝廷之福，朝廷当以节俭治国，又何必夺民之利！”
南京户部左侍郎张晋也不提议加赋，但似乎也说的很有道理，减税免税本来就是善政，盛世之朝从未有加赋之说。
“可今年的审计核算发现，天下诸省岁赋收入与支出不相抵，而寅吃卯粮之省有六省，分别是云南、贵州、新增之甘肃、南直隶、浙江；
云贵甘素来贫瘠，入不敷出也算正常，本来云贵全赖四川之岁赋供应，甘肃也全赖朝廷拨款；
可南直隶与浙江这两年也开始入不敷出，甚至亏空达千万银元之巨！而南直隶与浙江如今海贸收入已不下十亿银元，敢问南直隶与浙江为何还会亏损！需由朝廷湖广、两广、山东等地接济！”
大明第一任审计署户部左侍郎丛兰主导了大明审计工作，开始全面负责管控大明国有资产，但也正因为此，让他发现了江南体制改革后带来的财政负担，使得他不得不赶来了南京，帮助王守仁力促皇帝朱厚照改革江南税政。
作为山东人的他可不希望自己山东百姓还拿买番薯的钱去给江南官员付进青楼的钱。
“陛下，朝廷有北方矿税与南方海贸之收入，更有海外新领地之利，莫说南直隶与浙江入不敷出，就算关内诸省入不敷出，也无伤朝廷运转，当年两宋以海贸之利，尚能恩养比今日大明多数倍之官，如今大明海贸之利更甚于两宋，国家之富已数倍于两宋，又何必计较南直隶与浙江入不敷出之事，他省之民也不必嫉羡南直隶与浙江百姓之富，朝廷已取缔路引制度，他们若想求财，来南直隶与浙江便是！”
这时候，南京户科给事中解一贯也说了起来。
但朱厚照听了这解一贯的话只想笑，他不得不承认这解一贯说的话不是蠢就是坏。
朝廷现在对外掠夺的财富多是不假，但不能只肥你南直隶与浙江啊，那样岂不是加剧南北收入差距，加大贫富差异，“他省之民不必嫉羡，想要发财可以来南直隶与浙江”这话也很荒谬，外乡人与本地人能一样吗。
丛兰此时明显已经气得脸色涨红：“姓解的，你这简直是自私之言，枉顾全局，天下非只有南直隶与浙江，朝廷之钱需用于养军赈灾，岂能独惠于你南直隶！南直隶浙江之民已富可日啖六畜之肉，日居两层之楼，可西北之民尚居土窑之洞，西南之民尚居岩穴！以粗粮番薯为食！东南之民已如此殷富，而西南西北之民尚不足温饱，岂能还厚东南而薄西北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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