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1年2月, 新女王统治下的第一届英格兰国会，正式闭幕。
作为一个古老东方文明的平民族裔，议会给玛丽的初始印象, 是伴随“全民普选”之类, 跟所谓“民主共和之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自从她以至尊统治者身份, 俯瞰国家机器运转；她才更深刻理解了这个机构的存在。
议会起源，和《大宪章》相似，并非什么照顾全体民众的良善组织；而是一个贵族群体（后来扩展到更广的、有产者阶级）同王权对抗的工具。
议院召开国会，可不是跟君主单纯聊天、发牢骚、提建议。他们需要实打实的讨论利益分配，确定彼此的义务和财富份额。
未必有什么崇高的理想, 大抵都是原始的欲；；望。
政治文化里分权和制衡的观念, 这个年代尚未形成清晰的理论体系。但实际操作中, 已或明或暗投入使用。议会提供了一个和平磋商、制定政策、协调解决问题的平台——上议院涉足立法和司法，下议院插手干预财政，在此时期的英格兰, 已初现雏形。议员们制约着政府，促使后者行政决策时，尽可能谨慎周到，顾及更多阶层或集团的利益。
这就是议会最大的意义。
适合的生产关系制度，能促使生产力发展，有利于国强民富、社会稳定且前进。虽说，从来没有完美的制度——只有不太坏的制度, 只有符合某阶段、生产力进步和文化发展需求的制度, 只有满足一定时期人们理想设计的良好制度——但从后世者角度来看, 议会确凿无疑, 推动了西欧大部分国家的文明历程。
第一个反例, 史上的英王查理一世。他专横自负, 财政危机下不肯让步，强行解散国会；最后被议会军领袖克伦威尔击败，以叛国罪被处死。
第二个反例，是法兰西王国。准确来说，他们那儿不叫国会，叫三级会议。本来法国有通过三级会议、各阶层协商国策、共度危机的传统。但1614年至1789年的175年间，政府顶层权贵只顾玩自己的权力游戏，不再召开三级会议。于是，在经历了路易十三路易十四穷兵黩武、路易十五荒yin腐败、路易十六平庸无能后，政府积重难返、近乎破产、信用扫地——最终，在1789年的三级会议上，民怨爆发，大革命将王政赶去了穷途末路。
这里，又涉及到议会的另一大好处——议会中的权力博弈，固然能使政策满足更多人的利益；而作为政府，善用议会，则可以拉拢支持者，安抚民心。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便提出此类观点：因三级会议乃至地方议会的“消失”，导致接受自上而下独；；裁统治的民众，百年来只能默默忍受，找不到改良、反对、合法抗争的渠道；他们因此积怨日深，甚至连无关的天灾都归咎于现行政府；而在革；；命火星点燃之后，他们动辄陷入狂怒，暴力行为一发不可收拾。
当然，披着民主共和外皮的“议会”，有时自己也会成为残忍暴君——投票毒杀苏格拉底的是他们，砍了路易十六及其王后的也是他们。后世的法国人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表示，身为“决策集体”的大群体，其智力和效率并不乐观。
但玛丽坚信，议会这个有活力、有动力、敢为己方利益叫嚣、能对抗专；；制政府的机构，许多时候，可以阻止最坏的情况发生。
能令议会妥协、接受的国家道路，也许不是最好、最便捷、最迅猛、最光明的；但至少，很大程度上，是中庸的，伤害相对有限的。
如真实历史上的伊丽莎白一世，及她身边的智囊团，并没有传言中那么英明神武。所以，议会的态度是：早期他们充满景仰的支持她，中期他们不太乐意的服从她，后期他们忍无可忍的反对她。总之，在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前，逼英格兰女王作出适度退让。
玛丽曾数度莅临国会，晓得议员们——尤其是世袭的那些——必要时会毫不客气冲政府亮出利爪。而这一回，或许因为她已正式加冕为这个国家的君主，针对她提的消极意见，措辞比以往更柔和了些。
譬如，某位剑桥大学的神学教授，曾当她的面厉声咒骂天主教“神棍”，抨击国家政策太过纵容“那些魔鬼的弥撒”……而今，剑桥三一学院的院长，公开谴责那位下属“因宗教狂热失去理智”，并宣布自己已将其解除教职。【注一】
嗯，尽管玛丽素来没指望议会多么温驯，被讨好也不至于飘飘然；但心情确实轻快了几分。
接着，她与留下的塞西尔以及格雷欣畅谈国策，只觉诸事顺遂稳妥，脸上的笑意就更浓了。
“新出的《高利贷法案》，把一般利息和高利贷分开来看，允许收息百分之十。”财政大臣正赞不绝口。“这般，把放贷融资合法化、规范化，对市场有着莫大的好处。”【注二】
玛丽欣然道：“由此可见，平民院内，商人的力量在增强，这是件好事。”
塞西尔有点诧异。首先，原本天主教徒是禁止贷款放利的，女王陛下倒不拘一格；其次，英格兰的商人，大多是新教的中坚力量，她居然还为他们的崛起而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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